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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上海工业技术对长三角经济的引领

发布日期:2021-01-18信息来源:团结网

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近代工业,在其发展进程中,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业进步发生了集聚和扩散效应,起到了引领作用,并对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进程以深刻的影响。


苏南地区工业飞速发展


近代上海的航运、贸易和工业中心地位,在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方面,都有助于苏南地区工业的发生发展。1896年底,扬州严氏集资在镇江开办缫丝厂,从上海雇佣300名熟练女工,又在当地招募女工150余名,产品全部经上海外销。次年1月8日,《北华捷报》称:“此为镇江的一项新事业,而为关心缫丝业者所注视。”1902年镇江有缫丝厂2家,工人近800名,遇有蚕茧运到,无论昼夜,工作不辍。此前的1897年,在无锡也有1家纱厂开办,有10000枚纱锭和1100名工人。


20世纪初年,随着附近农村蚕桑种植的兴盛和与上海联系的更趋紧密,无锡的缫丝工业起步,并逐步发展成为江南仅次于上海的缫丝工业重镇。无锡缫丝工业发端于1904年,创办人是当地商人周舜卿。他原先供职于上海的一家外商洋行,稍积资力后自设行号,代销洋行商品,并镇江、常州、苏州、无锡和汉口等地,先后设立分号。大约在1895年前后,他在家乡开设裕昌祥茧行,专为英商怡和洋行收购原茧。为减少损耗,他向上海华纶丝厂购买旧丝车96部,安装在裕昌祥茧行楼上,自缫自销。开工后恰逢丝价上涨,获利丰厚。后因茧行失火,丝车全被焚毁,但缫丝业的丰厚利润推动周舜卿又筹资5万两(又有说8万两),重购丝车98部,修造厂房,取名裕昌缫丝厂,开无锡缫丝工业的先河。


此后,渐有效仿者。1909年,商人顾敬斋在无锡黄埠墩开办源康丝厂,投资77000两,置备丝车320部。1910年,商人孙鹤卿筹建乾生丝厂,置备丝车208部,于1911年投产。曾在上海公和永丝厂任账房的许稻荪,集资10万两,在无锡开办振艺机器缫丝厂,购备坐缫丝车520部,是无锡规模最大的一家缫丝厂。


无锡缫丝业的设备更新,也得助于上海。1930年代初永泰丝厂淘汰老式坐缫丝车,由上海环球铁工厂承接,改用日本式立缫车;该铁工厂后又与无锡合众铁厂携手,承担瑞纶丝厂改用立缫车的设备改造业务。生丝出口贸易的扩大及近代缫丝技术的传入,促使无锡发展成为长江三角洲又一个机器缫丝集中产地,与上海的经济联系也更加密切,无锡作为苏南地区新兴的工业城市,已初露端倪。1935年的《无锡概览》称,其“东有世界重要商埠之上海,运河、铁路横贯全县,锡澄、锡沪、锡宜等公路亦会辏于此。交通发达,运输便捷,商业旺盛,工厂林立,近年社会状况盖已渐离农村经济之阶段,而入于工商经济之阶段矣。迩岁强壮农民颇多抛离乡村,群趋城市或上海,舍农就工”。“有‘小上海’之称”。


在苏南城市近代工业的发展进程中,上海先进工业技术、人才和企业管理制度的扩散效应,并不仅见于缫丝业。常州厚生机器厂的工部领班蔡世生、翻砂部领班周梅卿、木模部邬姓领班,都来自上海求新机器厂。1924年,曾在上海外商纱厂就职或实习的楼秋泉、余钟祥,去无锡申新三厂出任技术员,从事管理和技术改革,他们从设备运转到保养,从管理到技术,作了多方面的改革,收到良好成效;1925年,在原上海大中华纱厂技师汪孚礼的主持下,无锡申新三厂的企业管理制度又有新的改进。


可见近代上海的工业中心地位某些方面在集聚的同时,又具有强烈的辐射功能,把发达的产业、先进的科技和技术人才扩散到周边地区,推动其工业的发生发展。无锡较大的资本集团如荣宗敬、荣德生兄弟的面粉、棉纺集团,薛南溟、薛寿萱父子的缫丝集团,杨宗瀚家族的棉纺集团,周舜卿的缫丝集团等资本集团的创始人以及其他著名企业的创办人,如振新纱厂的荣瑞馨、豫康纱厂的薛宝润、振艺丝厂的许稻荪、源康丝厂的祝大椿、惠元粉厂的贝润生等人,都先是在上海发迹,开阔了眼界,然后才回到无锡创办新式工业。


无锡的棉纺厂、面粉厂大部分为无锡籍上海资本家创办。至1930年,由上海资本家在无锡创办的丝厂达17家。常州最有影响的企业大成纱厂的前身大纶,其最大的股东是长期在沪经商的刘伯青,其他股东多为上海工商业主。1925年大纶改组,设总公司于上海,采用董事制,推顾吉生为常务董事,驻上海主持大计。1929年刘国钧接盘大纶改为大成,同样在上海设立办事处。其他重要企业,如厚生机器厂的创办、发展,得益于上海求新机器厂的技术支持;戚墅堰震华电气机械制造厂的创办资本,则主要来自上海。

浙东地区工业快速发展

近代浙东地区的工业起步稍晚,但同样得益于上海的集聚扩散效应。1885年前后,宁波出现一家机器轧花厂,购置日本制造的40台铁制轧花机加工棉花。此后,又有严信厚等人集资白银5万两,于1887年在宁波创办通久源机器轧花厂。宁波海关资料载:“在工业方面,最重要的是1887年用中国资本建立了一家由外国机器进行生产的轧棉公司。公司名称是通久源,开始营运时资产为银50000两。那些机器包括蒸汽机和锅炉,及40台日本大阪产的轧棉机”。

通久源机器轧花厂雇用了三四百人,还雇用了日本工程师和机械师。1891年轧出净棉的销售量是30000担,籽棉由附近的棉产区收购并船运至厂内。1896年,又有一家投资300000银两的纱厂开业,“系由宁波和上海的有钱的中国人所集股”;1901年时,有工人750人,月产纱2500担。此前的1889年,一些宁波商人曾集资在慈溪开办火柴厂。1915年,顺记机器厂主徐荣贵集资5000银元,由独资改为合伙经营,陆续从上海购置16英尺、12英尺、6英尺、4英尺旧车床各1台,自制8马力柴油机1台。此后,宁波一些机械设备维修业务不再依赖上海,而由顺记厂承担。

杭州的近代工业,要到民国初年才有较明显的起色,1917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蒋梦麟在杭州目睹:“杭州是蚕丝工业的中心,若干工厂已经采用纺织机器,但是许多小规模的工厂仍旧使用手织机。……杭州已经有电灯、电话,它似乎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前夕了。”

早期杭州的不少工厂都起源于上海,其中有杭州第一棉纺织厂、六一织造厂、华丰造纸厂等;有些是由上海的企业注入资金,成为其下属企业,如1929年上海三友实业社合并了杭州通益公纱厂改称三友实业社杭厂,1934年杭州光华火柴厂被刘鸿生的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合并等。同时,杭州的厂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或门市部,推销自己的产品。

历史是最好的老师。如果说,在贫弱的近代中国,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科学技术,尚能依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,向长三角地区辐射并取得积极引领的效应;那么,在人民当家作主和国力强盛并着力倡导科技创新的今天,上海当更能大有作为。

(作者:戴鞍钢,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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